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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失落的理想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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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3 11:34: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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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8月15日,一位叫雷锋的沈阳军区工程兵运输连的中士士兵,在工作中负伤后抢救无效牺牲,年仅22岁。这个年轻的小战士,在他瞬间失去知觉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名字和未来一段的中国历史发生那么深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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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翔作品《新雷锋故事》


        在雷锋不幸殉职的半年以后,在1963年初春的3月5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以手书题词的方式,向全中国人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从那一刻起,雷锋这两个字成为中国所有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符号。随着这个符号出现的,是雷锋感人的日记与事迹。在当时还未走出经济困境阴影的中国社会,与雷锋名字相伴的还有一系列的关键词,它们是"艰苦"、"解放台湾"、"抗美援越"、"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总路线"......,等等。这些时尚的,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共同构成了那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活语境。在这些符号性的词汇中,"雷锋"是最耀眼的,而且是完全形象性的。和那些理念式的空洞的政治概念完全不同,雷锋的形象非常具体,既有一串串感人的故事,也有着可以上升到阅读体验层面的"日记"文本。他是一个新时代的圣经故事,有着圣人不能缺少的"箴言"。雷锋留下了许多任何人都值得铭记学习的语录,譬如: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些语录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是任何人想要超越生命物质的极限,进入完美精神世界需要守持的理念。它极其完满地契合了自上世纪初期兴起,由无数为了中华民族自由独立而献身热血的志士仁人的社会革命理想,也完全符合两千多年来深藏在中华民族性格深处的文化精神。它是中华先贤孔孟等的博爱之道与立世安身精神的现代版本,却又充满了现代革命激昂的色彩。雷锋的事迹和他的日记,给自1949年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注入了丰富而鲜活的内容。任何一场革命都离不开英雄精神的激励,英雄正是一次次革命运动前行的旗手。雷锋就是这样一个在历史需要的时刻出现的英雄。陪衬和呼应英雄雷锋的历史语境是曾经积弱贫穷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是曾经腐败沉沦一百多年的社会伦理,是经过这一切忽然因1949年革命在政治上成功而凝聚起的一股浪漫超然的民族斗志,是因此而兴起的建设伟大复兴中国的梦想激情。

        在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学习雷锋的号召之前,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一口号后来成为指导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长达15年的纲领。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资深编剧谢铁骊执导的《千万不要忘记》故事片电影。这部电影是根据哈尔滨话剧院上演的同名话剧改编,剧情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视觉形象性的铺垫阐释。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将"雷锋",以及后来的"欧阳海"、"焦裕禄"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形象与"阶级斗争"连接在一起。这些英雄形象无一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理想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模范,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新社会道德伦理的背景,为其阶级划分和斗争注入了强大的道德力量。除开毛泽东在具体政治上的考虑和策略,我们应该客观地肯定他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浪漫一面。在中国共产党接手中国大陆之前,中国两千多年来建立在农耕社会之上的道德伦理文化系统,已经被自1840年以来的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观念所动摇,甚至是崩溃。1949年之前的中国大部分社会,贪官污吏横行,阶级分化严重对立,贫富差距如云泥鸿沟,中华先贤道德思想维系的社会平衡机制已经荡然无存,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借西方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理念被恶性的放大,整个社会是个物欲横流极端自私自利的泥沼。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希望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来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系统。雷锋的事迹正是高度符合这一宏观理想和具体策略的政治符号。他的青春形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身份不但符合新社会的一切要求,而且也接续了为建立新中国冲锋陷阵的人民解放军所建立起来的子弟兵形象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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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翔作品《新雷锋故事》


        在官方强势推动的雷锋精神的感召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国社会的新道德风气骤起,无数的人们以雷锋为榜样,为社会做各种各样的好事。雷锋故事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所以"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口号才是这场道德文化运动的核心所在。也因此,人们在实践上学习雷锋,效仿雷锋,在理论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形成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四年的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还是因此,毛泽东思想最通俗的读本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和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推崇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成为六亿中国人民日修的必读课。这一切,都为一九六六夏末狂热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和扎实的思想舆论准备。吊诡的是,当那场风暴来临之后,雷锋这一初始的,给予这场革命理由之一的符号,迅即随着震耳欲聋的风声雨声消逝了。甚至,在那狂飙混乱的时期内,雷锋居然也成了狂躁人们质疑的"修正主义"目标,这肯定是毛泽东和林彪所初始未料的结果。在那段时间内,社会遗忘了"好人"、"好事",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温情,代之以的是尖锐的人际之间的对抗和相互否定。

        重提雷锋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文革后政治稳定之后,为了恢复曾经沦落的社会伦理价值,雷锋被人们重新想起。无奈的是,雷锋这一建立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理想之上和社会文化革命背景中产生的符号,已经被迅速需要经济上致富,文化上需要开放的社会改革欲望抽去了它赖以依托的背景。雷锋再次被遗忘了。他那张纯朴善良的笑脸,成了渐行渐远的历史符号,最终成为艺术商品市场上一个类型化的政治波普艺术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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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翔作品《新雷锋故事》

        从1978年历史性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中国进入了全面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这场中国几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让中国从被动的全球化转为主动融入的全球化。三十多年来,中国全面的市场经济化、产业资本化,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创造了五千年累积都无法达到的物质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精神和半个多世纪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49年以来的基本消灭的阶级差别也重新强势的出现,社会结构出现撕裂,各种矛盾冲突尖锐对立。人们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在这场巨变中失落了。任何一个有前途的社会都是一个有理想追求和道德制约的社会,同样,这在今天泥沙俱下的中国也是一个必须重视和重新思考的问题。物质可以解决生理舒适的问题,但却无法解决精神幸福的问题。我们在努力前行的物质化进程中,是不能抛弃这一更本质的价值维度的。

        天津青年艺术家戴翔的影像艺术作品《新雷锋故事》正是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出现的。他以艺术的方式提出了对上述诸多问题的思考。他非常巧妙地以那些半个世纪之前人们耳熟能详的具有极强的时代指代性符号的雷锋作为他艺术展开的情节,并把它们放入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这形成了一种效果十分强烈的戏剧性的冲突,让雷锋这一早已死去的政治性的符号复活了。我们可以在他精心结构的影像之中,看到他把原雷锋故事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情节梗概放置在充满当下社会情境的符号系统之中,最终导演了一出符号之间的戏剧和战争。雷锋依然是秉承助人为乐的精神,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公众场合--他访贫问苦、扶危救难;他去街头做义务公益劳动,铲除现在城市癣疥的小广告;他出席报告会,向公众宣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戴翔注重了场景与雷锋的关系,在许多细节的铺陈中把雷锋这一符号悬置了。于是,历史的雷锋与现实的雷锋有了强烈的错位感,其结果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讽喻。

       0Q15643B57.jpg   这个讽喻既可指向雷锋精神与实际生活之间某种乌有性的本质关系,也可指永恒的理想和多变的现实之间被割裂的关系。戴翔将雷锋的形象安置在流行商品代言人的广告牌上,则是其系列作品中颇具份量的一帧。戴翔用这一帧影像尖锐地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野蛮霸道的本质,控诉它们为了追逐利润所使用手段的恶劣,没有什么可以挡住资本无耻的囊括性。它们一切均可利用,包括本来作为它们敌人的革命性符号。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揭示,有一种刀锋般的犀利感。戴翔还特意突出了现代传媒与雷锋的关系,雷锋坐在照相机镜头前,行走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戴翔的这一经营结构,不但暗示如果雷锋还活在今天必然是媒介喜爱的材料和宠儿,也暗示了雷锋这一符号的产生和政治操作与传播手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

        戴翔在这组新雷锋故事的演绎中,讲述了一个虚构但却强烈符合历史逻辑的荒诞故事,进而让我们反思理想的价值与意义。他提醒我们,在紧锣密鼓的物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追求中,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最终要的是什么?雷锋这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话题材料,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处伤疤。历史、现实,道德、情怀,这些才应是构成完整的今天我们的要素。我们在建立起无数的高堂华厦和蛛网般的高速铁路、公路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否还需要有一个依托?戴翔影像中的雷锋,总是有着一股纯粹质朴透明的表情,他是超越政治的,是指向历史深处的一种人类情怀,和我们先贤的人文思想黯然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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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戴翔的新雷锋故事也解答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在当代艺术中使用历史的政治符号?戴翔没有简单的、标签式的将雷锋这一符号做政治波普式的解读,没有把他仅作为申斥或揶揄历史的面具。戴翔的新雷锋故事具有一种现实主义手法的故事性,但也正因为如此,戴翔对于历史的观察和对现实的思考,得以通过细节的铺排非常丰富地展开。这是很长时间充斥着类型化和简单化的中国当代艺术最为缺失的态度和方式。我们相当众多的艺术家在火爆的市场诱惑下,是不屑于做这种认真的思考和劳动的,于是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观念上的简单和方式上的粗暴与粗鄙。中国的当代观念艺术大多经不起推敲,往往是"点子"和"窍门"的取巧,不具优秀艺术"耐人寻味"的审美要求。戴翔的新雷锋故事则可以让我们返回具体的历史和人性,在调侃和沉思中审视我们自己和观照我们严峻与失望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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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3 11:41: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为雷锋“增魅”,给现实“去魅”。

               ——戴翔的《新雷锋故事》


                   文/顾铮


      1963年,毛泽东挥毫为一名解放军普通一兵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对于他的语焉不详的号召,周恩来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要求当时的人们学习雷锋的“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不过,这个文革前的“学雷锋运动”,在美国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看来,其目的显然不同于周恩来所说。他在《观察中国》一书中提到这场毛泽东时代掀起展开、至今仍然维持一定推广力度的学雷锋运动时认为,这个群众性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对毛的迷信崇拜、效法军队、体力劳动、全民教育、重新唤起集体主义教育、无产阶级文化”。如果我们把这些目标稍微作一些具体展开的话,那可能就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意味着要求个体放弃主体的思考;“效法军队”则是要求人们接受划一单调的训练,使个休适应社会的军事化;“体力劳动”既是为了排除思考,同时也赋予打击、羞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识分子以合法性;“重新唤起集体主义教育”则是要求个体放弃自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后,“无产阶级文化”则是阶级斗争前提之下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兴无灭资。

      其实,在当时官方提倡的学雷锋运动中,所有这一切,其实最后凝聚于一个反复提倡、要求发扬的根本点,那就是雷锋在他的日记中提出的“螺丝钉精神”。提倡“螺丝钉精神”的目的是要求人们放弃主体性,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组织安排。但这种既看似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实际包涵绝对政治服从要求的“螺丝钉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被新的社会发展目标与意识形态话语所消解,自动失去其吸引力与合法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中国,雷锋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传说。雷锋这个集体主义时代由国家精心打造的政治偶像,在当初,宣传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宣传一种服从与献身精神。雷锋精神被用“螺丝钉精神”所概括,而这也正好说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今天,“螺丝钉精神”早已经被雷锋的打造者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消解、所否定。今天,在“雷锋精神”中,能够有号召力的可能就是那个“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了。虽然他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已成为雷锋精神唯一能够在今天获得较多共鸣的诉求。但问题是,在今天,“同志”这个概念已经不再能够将社会各阶层一网打尽。因为利益分化与社会分层,人们的利益诉求各各不同,人,如何可以一厢情愿地以“同志”视之?如何在当代唤起一种理想与道德的共鸣,几乎已经不可能。

      今天,执政党已经明确否定个人崇拜,这显然意味着承认个人拥有独立思考、判断与选择的权利。今天的社会风气也鼓励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如此,“螺丝钉精神”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一种道德要求与约束。今天的中国现实是,在这个欲望遍地开花并且高度合法化的时代里,连军队本身也不再被赋予担任道德榜样的重任,体力劳动则成为了底层的唯一生存方式,对于思想的控制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鼓励思考启发、想象至少成为了全民教育的表面目标,而无限强调的个人主义意识,使得集体主义早已无法聚拉人心,更令人讽刺的是,“无产阶级文化”也已成为怀旧的消费对象。但今天,矛盾的是,学雷锋运动仍然被大力提倡。更有趣的是,戴翔这个出生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在今天对学雷锋或雷锋这个题材发生了兴趣?难道他还相信个体能改变社会?如果说当初学雷锋的目的比较简单的话,那么今天学雷锋的目标是什么?“雷锋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戴翔通过他的《新雷锋故事》会给我们提出什么新东西?

      在他的《新雷锋故事》中,通过数码技术,“伪造”“新闻现场”,把雷锋置身于“新闻现场”的中心,展开他的“新雷锋故事”。在照片中,当有人堕楼,雷锋冲上前去承接,而在他边上有人则冷静地举起有拍照功能的手机拍摄;在火场里,雷锋奋不顾身救出行动不便的老者;身着苯重棉军衣的雷锋跳入水中救起落水儿童,而他们周围的人则反剪双手围观;同样的,在雷锋制服歹徒时,他周围的人仍然袖手旁观;这个雷锋也出现在街头小巷,耐心刮去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总之,这个雷锋的有所行为,与他的军人职业无关,所有行为也不脱我们通常所说的“做好事”范畴。但有意思的是,他却在今天的现实中处处显得非常孤独,其行为与今天中国的周遭日常似乎大有抵触。

      在戴翔的《新雷锋故事》中,雷锋的所有“做好事”行为其实都不“新”,雷锋的好事,其性质与形式都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没有参与到公民社会的建设中,他的“好事”行为也没有提升其技术含量。但他确确实实面临一个全“新”的情况,那就是,他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与喝采,他在“好事”现场(我说的是“做好事”的现场)获得的是普遍的冷漠。虽然戴翔也在《新雷锋故事》给他安排了受采访、出席先进代表大会、领导看望慰问等画面,甚至他设想了雷锋的见义勇为被商家所利用,成为广告宣传内容的画面。但这部分内容,恰恰更强烈地反证了雷锋的“怀才不遇”。在所有他“做好事”的画面中,雷锋总是孤军奋战。他的孤独成为他的日常。也许,这样的描绘更符合今天的社会情理与情景。也许,戴翔是借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来展开对于现实的反思、批评与讽刺。

      借用包括政治偶像在内的种种偶像展开对于当下现实的审视与反思,已经成为一种现当代艺术的常用手法。人往往有一种对于偶像展开攻击的冲动。从法国达达主义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对于蒙娜丽莎加上一撇胡子开始,到王广义、余友涵等中国艺术家对毛泽东形象的重构,人们就已经习惯于通过解构偶像的方法来展开对社会、文化与传统的评论与批判,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偶像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而他们通常采取的手法是以“去魅”的方式来打破对于偶像的盲从,重建对于偶像的理解。这种“去魅”,包括了对于偶像的调侃、嘲弄、讽刺、甚至糟蹋在内的各种处理手法。如果是政治偶像,人们借此摆脱偶像也是政治对于自己的控制与压迫。而数码技术的迅猛发展,更使得这种“去魅”意愿成为可能。

      戴翔的《新雷锋故事》,虽然是以雷锋为主题,但却不似以上述手法来“去魅”。相反,他通过设计一系列雷锋在当代社会中孤独求善“做好事”的并不出人意料的情节,为雷锋形象“增魅”。这个“增魅”,不是提出有关雷锋的新材料以增进人们对于雷锋的新认识,而只是把他以往所做“好事”重新设置在于当代场合而已。这个“做好事”的雷锋,总是及时出现在人们面临实际困难的各种场面,却又总是一人孤军奋战。我们遗憾地看到,雷锋纵有一腔热血,却总是势孤力单,对于他的行为总是应者廖廖。这样时空错位的雷锋形象,总是会令人生出雷锋不再的感慨。戴翔通过这样的并非玩世不恭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对于当下现实的关注与某种个人看法。

      也许,戴翔并不想把雷锋限定于一个热衷于做好事的传统英雄形象上。戴翔也并不是只是把雷锋精神窄化为“做好事”,号召我们通过“做好事”的方式来重建道德。虽然出现在《新雷锋故事》中的雷锋不脱那几种“好事”模式。我想,戴翔其实是借雷锋这个滤镜,顺势带出他在做好事时周围人群的反应。如果说在照片中的雷锋的所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问题也许不是出在雷锋身上,或者说问题也许不是出在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雷锋精神”上,问题恰恰出在这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的扭曲与病态,说明道德的沦丧已经危机深重。如果只是认为,戴翔想借雷锋表示他个人对于雷锋精神的认同与赞赏,或者说他个人对于出现雷锋的那个时代的认同与向往,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从戴翔的《新雷锋故事》,我们发现,越是运用各种细节给这一个“新雷锋”“增魅”,就越是道出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普遍不堪。他对于雷锋的行为越是刻划得深入,越是细腻地呈现新雷锋在今天中国社会中的见义勇为,就越是在“蓄意”制造、拉开当今现实与道德理想的距离,就越是在印证当今现实的严峻,就越是提示当代伦理道德的普遍失落与精神麻木。他越是为雷锋“增魅”,就越是在给当今现实“去魅”。被“增魅”了的雷锋提示我们,我们的社会离“和谐”社会实在太远,我们的现实充满了需要面对的问题。

       其实,戴翔是以虚拟的雷锋做好事作为一种社会病理与社会心理的检测手段,用雷锋的行为来检测当代人心与伦理准则。他的《新雷锋故事》,当然不是为了配合新时代的学雷锋运动,因此也不是要把雷锋形象重新限定、固化于“做好事”这样的陈旧形象。那应该是一种极具善意却又痛心疾首的尖锐讽刺。这不仅是一种对于现状的不满,其中也包含了真诚的祈愿与期待,还有人性想象。戴翔通过他的雷锋所呈现的只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有些行为甚至是传统的、相对久远的,还远远没有及时地反映出新的时代对于人的新的道德要求。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发现,雷锋已经失去他过去所拥有的行动空间与号召力。这也许不是雷锋的过错,而是社会与时代本身的问题。而戴翔的《新雷锋故事》,从独特的视角提供了反思我们的时代与社会的视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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